嘉靖七年，严嵩以礼右侍郎步上层官僚的行列。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奏疏。一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麻叶、树，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陕州、灵宝诸尤甚，人相残，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有群鹳集绕之祥”，“碑江汉，有河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今嵩言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同是江西人，儿与桂萼之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吏侍郎。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尚书。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尚书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加阻止。世宗怒，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情乖僻多变的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