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了，税赋、兵源不用愁。”

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占有人，从而确保朝廷收，加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使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籍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虚作假，或是隐瞒。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整顿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的隋文帝在全国大索貌阅，。所谓“大索”就是清，对在籍编成员的姓名、生年月、相貌和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对，验明正。规定凡现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放，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本上有所好转。在这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

大隋立国之时，全国人不足400万，而到了仁寿四年，在册的已经达890万，人超过5500万，通过这些庞大的人基数，开皇九年垦田地2000多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达5585万顷，而这还只是清查佃农所得的人，以及官方土地，世家门阀的土地和藏匿的人并没有算计在内。

隋文帝的成功是李渊对李元吉提议动心理由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在荆襄、蜀急执行的灭佛行动卓有成效，官府新增耕地面积达三十多万顷，登记在册人增加了十几万。

这些籍大都是由逃难民，和制还俗成家的寺庙和尚尼姑组成，而作为对李渊灭佛行动、以及尊观为国教的回报，观楼为首的教主动上缴了一分田产，并释放一些寄存在观名下的农，而这仅仅只是开端，如果依照李元吉的的建议，把‘输籍法’贯彻到世家门阀之中，至少还能增加百万、四五百万人，这就意味着税赋收下的趋势将得到本扭转，这样就再也不用看关陇贵族的脸来执政了。

而刘文静和陈叔达相顾骇然，他们知李元吉此策是打算对荆襄和蜀的世家门阀下手了，这一次不止是钱粮、还包括了人和土地。

但两人现在却都不敢再劝什么，皇帝刚才有话在先，李元吉才敢当着他们面说这话，如果这时劝告，必然惹来杀之祸，尤其是知独孤整之死真相的陈叔达，更加不敢多说什么，皇帝连扶持他立国的亲舅都杀，他陈叔达又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两人心中固然大急，却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