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随从，显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酪（北方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谋败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侨州郡县大都在丹、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役从北方亡来的民众，迫他们当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亡士族的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行政系统、加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腐朽，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王府去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共天下”，实际是司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司氏作皇帝来维持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