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5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的人已经突破了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时发明的指南针，使航海技术跨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宋朝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宋朝先生产关系的毁灭打击，使一直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舞台之后。

南宋政权与金政权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行有限的。由于南宋文化整平于北方，故这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理学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文化——理学。

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翚《圣传论》、叶适《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学发源》一书，以广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学发源引》《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发微》《太玄笺赞》等多著述，阐发他对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尚书》《秋左氏传》”。在这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离经叛，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集》撰写《鸣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论或牵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表现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饮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秋》之用；不学《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