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夷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志》在北方的大影响。在这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北方后，受到人们的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诗歌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了北方。诚斋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丝毫诚斋的影，倒是在稍前的王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敢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的诗人徐似和张鎡。该诗意思是说，徐似和张鎡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的迹象，说明诚斋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特别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来看，扬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古词

词由于自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北方，其中后三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滏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门现象，随之还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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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名人

文天祥

朱熹

陆游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