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王羲之墓，葬于金瀑布山（又称紫藤山），据《剡录》载：“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观左建“晋王右军墓”牌坊，现尚完好。

墓为1984年重修，向南，圆形，条石青砌，墓前铺青石平台，中立石碑，碑镌刻“晋王右军墓”，上覆以方形石亭，单檐歇山。此有古柏蔽日、瀑布挂潭，青山环抱，碧溪蜿转，秀可餐。是省级文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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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影响 [page]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孙。其于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徽、涣之四书，与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各不同。凝之得其韵，之得其，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通过比较、揣，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的象征。事永远是发展的、前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的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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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