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虚实相生，能纵能收，疏可走，密不容针，这正是"大着，小心收拾"的结果。

▲夫人架鹤，丧事从简

1917年，吴昌硕的继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除几位同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接过一看，不觉惊得：“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世态炎凉，人情冷。这些，吴昌硕早在逃难江淮皖鄂，落苏州街，幕游扬州盐运署，受任一月安东（今江苏连）县令中饱受了。为了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

▲一贯朴素，待人亲切

1912年是海派书画的重大转折时期。那一年，上海汇集了一大批前清官，其中有帝师太傅、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郑孝胥等。这些官名臣、硕学鸿儒在上海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书画家的华丽转。他们已不是像任伯年、蒲华、虚谷那样的民间画家，而是名中的名，一山就大大带动了海派书画的市场行情。第二代海派书画代表人吴昌硕，便是这一年定居上海。10年后，吴昌硕重修格：堂匾三十两；楹联三尺六两、八尺八两；横直整幅三尺十八两，四尺三十两，山视卉例加三倍；刻字每字四两……每两为银圆1圆4角。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每月收为600银圆，吴昌硕书画收远远超过北大校长及教授。

吴昌硕毕生从事艺术研究和创作，专心致志，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他在艺术创造等方面虽都有很的造诣，但他不仅绝不骄矜，反而比先前更加谦虚。他时常对人工智能说："我学画太迟，柢不，天资也不，仅仅到多看、多画而已。"他自谦地把所作的画比作"健药"，又说："学画未书更劣，似雪苔纸拼涂鸦。"（《余疑庵草书。为一亭》）

直到七八十岁的年，还以读书、刻印、写字、绘画和诗作为日课，乐之不疲。诚如他自己在一首题画诗中所描述：东涂西抹鬓成丝，夜挑灯读《楚辞》；风叶雨随意写，申江满月明时。古人常用"铁砚磨穿"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为学的勤奋，这当然是一夸张的说法。吴昌硕晚年却确实曾经把友人赵石农所赠一个虞山（江苏常熟）砂石制成的砚池磨穿一个小孔。吴昌硕自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反对奢靡，凡衣、、住各方面都十分简单，对力非常珍惜。在上海时，他住在北山西路吉庆里十二吃。住的是一幢极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堂房"，因此有许多友人认为这样的房屋与他当时的"份"太不相称，不止一次地怂恿他另觅新居，迁往沪西一带的"等住宅区"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园洋房，以娱晚景。事实上在当时要这样也不太难。可是他往往莞尔一笑，说："我有这样的楼房住，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当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跟张祥一租一间小房住，连光也很少照到；里面摆了两张床和一张画桌，就得满满地，两个人没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狭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