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界，使其知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张纶英善北碑，以郑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她对赵的影响。

（二）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会贯通

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印。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手，皆重玉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格，故不为赵所重。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钱式临《绎山碑》册时写：“《绎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信息，其中本的则是师法邓石如。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迄不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

赵之谦34岁临《绎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团扇中篆书，将结构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灵台碑》等等。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双钩之法，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皆稀见刻石残字。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意义上讲是附带的书。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之。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迄不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南北朝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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