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培，即此等人。其所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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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悟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明有内阁诰敕，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横平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是竖耶?算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行各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两个消息：—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