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十八年(1838年)底，林则徐赴粤禁烟，次年正月路过江西南昌，问禁烟之计，包世臣向他提“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8。而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对英国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国侵略者为了持可耻的鸦片贸易，必定用武力挑起侵略战争。包世臣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有充分的估计。他说：“今鸦片禁绝，则该夷岁，什去五六。且邻国以畏其富，为之役属者，亦有以窥测浅，此英夷不得不以全力争此局者，固情势所必至，非仅前明倭患之比也。”9所以，他一再向林则徐等人建议招用澳门一带习海的游勇四五千人，以增抗英防御力量。

银荒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最突的社会问题。包世臣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并对此作了比较刻的揭。他认为：“鸦片产于外夷，其害人不异酖毒”，而“买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银币周，矿产不息，何以近年银价日，市银日少，究其漏卮，实由于此。”4大量白银外，又引起社会上银贵钱贱，而直接受害者却是当时社会下层的贫苦之家。因为，“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银少则价，银价则价昂，又民完赋亦以钱折，银价则钱多，小民重困。”5

)至八年(1828年)间，还参与争堵漳河决和办理吴淞江利工程。光十年(1830年)协助两江总督陶澍办理两淮盐政，主张实行“票盐”取代“纲盐”制度。他的改革主张，某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对广东投降派辱国媚敌、倒行逆施行径，包世臣行激烈抨击，他说：“广州之众五万，而辱逾城下，闻之寒心，言之腐齿”，并指斥他们“望贼辄奔溃，而掳掠齐民”，“主兵者复与兵朋比以仇民”13。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厦门失守，信到南昌，他预料“夷人必仍回定海，渐及宁波、乍浦、上海，大江以绝运。”于是，立即写信给钦差大臣裕谦建议在“圌山安设重兵，以备不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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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相当重视镇守长江战略要地——圌山，一再驰书为嘱。后来，奕经属飞调路过南昌向他询事时，他甚至专为“绘圌山图帖，说以防守之方甚”15。而腐朽无能的奕经当时伙同耆英、伊里布正在衷与侵略军“议和”，对他的圌山“防守之方”本不可能引起重视，“以致夷船直抵白门”。

对当时整个抗英防务，他认为：“大海周环，西南自广东而东北至奉天，七省通海门，皆一帆所达”，因而主张抗英防务“必宜通筹全局”10，反对着重偏防一隅，“而计于痛医，脚痛医脚”。他尤其重视加台湾和福建的防御力量。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又是产米之区，福建则盛产茶叶，有“制夷之权”，对这些战略上、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须“增防严守”。而且，还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运用“以夷攻夷之策”，使各国“集众弱以为，共翦英夷于海中”，他主张对共同抗英有功者，“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能下，减免各该国货税。”11

包世臣对英国资本主义军事侵略，早有警惕。光八年(1828年)，他在《致广东察姚中丞书》中，分析英国在乾隆年间占领新加坡后，便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广东、福建沿海销售鸦片，造成烟毒遍天下，而沿海囤往往“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粤中师，皆土规”。他认为“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不生反心”，因而向姚祖同提“须早为预防之计”6。广东察使姚祖同将此信呈送两广总督李鸿宾，却被李鸿宾“笑为迂怯，置之不议”7。

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底，英舰八十余艘南京。当时，包世臣寓住南京，过着“守贫乐饥”生活，“专以卖文售字为生”，仍满怀国壮志，忱奔走，呼号民族救亡，不能自已。他当地清朝驻军，“遍过其营，讯问士卒”，了解河南和徐州兵“尚有气可鼓”，在清军军官中尤以河南总统游击陈平川，“勇而尚义，廉而轻死”，因而与他联络结；同时，又千方百计向“上船为市”的小贩，了解英军舰队敌情，得悉七月二十二日英军目将城赴宴。他认为“逆夷骄纵至是，

为了解决当时的银荒危机，包世臣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货币。他反对王鎏“行钞而废银”，滥发纸币的主张，而提以制钱为计算单位，有限地发行不超过市场通数额的纸币，但仍允许白银作为货币通，企图用这“以钱起算”办法，来阻止银对钱比价的上涨，使价稳定下来，从而减轻中小地主、工商业者和农民的负担。

他情赞扬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愤发如云，义形于”，认为“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12所以，他主张选用英勇抗英的三元里义民充当师，趁势修复大角、沙角、三远、横档、虎门炮台，并一鼓作气，直接收复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