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可乘”，于是，连夜写了一篇《歼夷议》，提全歼英国侵略军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利用英军骄纵懈防的机会，以设宴其大小目为缓兵之计，重赏招募敢死志士二百人，暗藏炸药在柴菜担内，上舰舱炸毁机械；临江清军开炮助势合，劲兵从太平门和神策门动，分别兜剿蟠龙山、卖糕桥、白土山各地扰的英军；事先，从无锡和丹派兵会于圌山，并在仙女庙用木栅扎数十小筏，载芦覆沙，截圌山隘，断其走路；而长江上游则从芜湖派兵沿江下压，杜其窜扰，使“万逆同歼，片帆不返”，实现“转祸为福，振威雪耻”16。

《歼夷议》写成后，包世臣密陈平川上院转呈，而当者却以“和议可成，不宜失信夷人”为词，拒不采用。国军官陈平川“气忿呕血，一病几殆”。歼夷议既不行，包世臣本想毁稿，后来，他考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野心不死，“诚恐长江，事或再有”；又鉴于“三元里义民，被毒不甘，集乡人歼其渠魁”“沈山义民，愤切同仇，再破其火兵船，夷匪不敢言复仇”，使他信“草泽中固大有人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必定能“为国家留千里净土”。因而“仍存此稿，以俟来者”17。因而《歼夷议》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它凝结、闪烁着包世臣反侵略国思想的光彩。

鸦片战争后，包世臣主张省刑薄敛，固结人心，人材，吊死问疾，要求起用国将领，以振作“者之气”；同时，积极揭、抨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战后几年间，他一再提到洋布的销行对上海附近松、太地区手工纺织业的破坏作用，丝、棉纺织业“皆不偿本”，商贾“生计路绌”，加剧银贵米贱，使“官民均苦”。他认为“推原其由，皆由银贵”。18他痛斥外国侵略分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和那些惧外、媚外的投降派官僚对之不敢过问的可耻行径，指“夷人鼾卧榻之侧，卖盐卖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后!”这表明了包世臣此时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逐步的新认识。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他的一些认识要更刻一些。

由于包世臣率先指陈时弊，积极提倡改革，犯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因而遭到顽固派和一些有权势人的打击，其中例如拥有数千顷土地的大官僚两江总督百龄，不仅把包世臣逐幕府，而且“遍致书中外三品以上”的官员，对他加以诋毁。从包世臣一生不得志的坎坷境遇，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提改革主张持国立场的困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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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论书

余既述诸君之言为书，因以己意遇之，而知其悉合于古也。右军以为将军，明书之机枢在，而之不可动也。今小仲之法，引指加大指之上，置于指中节之端，以主节斜钩之；大指以指尖对中指中节拒之，则当指节湾，安如置床；大指之骨外突，抑以向右，指之骨横，以向左，则定;然后中指以尖钩其，名指以爪之际距其，小指以上节之骨贴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此古人所谓双钩者也。东坡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善言此意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