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们侈谈‘维新’、‘变法’，玩‘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因此，作者在本书重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启超不是一位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分，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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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的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