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他不仅是位杰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著作，提“尊碑”之说，大力推祟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想象奇特，辞采瑰丽，有郁的浪漫主义特，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先河。主要著作有《康篇》、《新学伪经考》、《孔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版了全集，而且还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现了历史前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目前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的激情，理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的建立。自古以来，象孙过、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造诣的双栖人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亡的情况看，以中郁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度，他的偏激之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的特有的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至于线条张扬带结构的动，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刚之。逆笔藏锋，迟送涩，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从中也可以看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转折之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