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会。没有写碑的底，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虹笔法与怀素草书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草书，对书中难度最、艺术抒情最的草作最后的冲刺。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而行之，加以变长法。其以隶意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之迹，非识其书者，难以看破。他以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这是他独胆识与创意之，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72年底，《人民中国》杂志选现代中国书法品向日本介绍，林的草书作品得到郭沫若、赵朴初、启功诸位权威人的度赞誉，名列榜首，代表现代中国书法的最平，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那一幅作品确可以称之为林散之书法衰年变法前期的代表作。其在有意无意间，既循法又破法，随意自如，时天趣，又恰到好，令人赞叹不已。

但林散之并末以所获殊荣为满足，他对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和越来越的社会地位淡然之，默不作声地、我行我素地向自己认定的更境界不懈追求，使其书法在八十岁前后全面化境。他在七十人岁时曾有赋诗一首：“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不知有我更无人。”可见其对灵境界的追求毫不糊，他视书法为情中，自喜能“写到灵魂最”，纯乎真灵的显现，这是一“天籁”之境。

他八十三岁时所作论书诗云：“自攫神奇人画图，居心末肯作凡夫。希贤希圣希今方，无我无人无主权。一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浑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这亦是化境后才能刻验到并得的心声。他将此诗写作丈二整宣横幅，气势撼人心魄。通幅真气弥满，既雄厚又狂放，用笔亦圆亦方，斩钉截铁，又柔韧有节，变化莫测。其涨墨、墨厚重而不滞，枯笔散锋渴墨有如烟云腾绕，字形笔画散漫而神意在，内力更。长锋羊毫在其手中经数十年的运使、研究，创一独特的笔法，笔锋的正侧翻转，无不如志，达到神化的程度。

笔法与墨法互为作用。林散之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承取焦墨、渴墨与宿墨法，随其兴致所至，施之于书法创作，其八十岁后作品，有时通幅以墨焦墨为之，聚墨黑而亮，神采夺人，枯墨散锋一枯再枯，墨似尽而笔仍在行，只见笔墨化作虚丝，在似有若无间尤显其意韵、神之超凡。有时又以宿墨为之，时而墨中见有墨凝聚，乃运笔之实迹，时而变枯、变淡，笔意一翻转，又变、变。他充分利用长锋羊毫蓄多、下注慢，便于连续书写的特，笔毫内所蓄、墨不匀，即可随笔锋翻转、运笔速度的快慢产生淡的无穷变化。

由于这技巧的作用，使长锋羊毫在笔画的细和画形态的表现上不易产生很大变化的局限，通过墨的丰富变化得到了奇妙的补充，笔法与墨法互补相发，是林散之书法对中国书法技法宝库提供的创造成果。而这一神奇的技巧，成了其书法化境的重要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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