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生代表着靠西式教育培植的现代，这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女们则象征着底层的现代萌芽，她们现代化程的方式是将自商品化。比起被西方的文明传播者

而遭社会共同鄙夷的女，通过献拯救“纯洁的”女而洗脱了德污，成了撒玛利亚式的“圣”。只要涉及战争中的暴力，该桥段可以为任何国家的战争片所用，中国抗日叙事中的例有《南京，南京》，日本电影中亦不乏献苏联军队，拯救满洲移民妇女的安妇（如《人间的条件》、《转的王妃》等），或安妇在日军侵犯战地护士时而的情节（《听，海神之声》）。“圣”桥段背后的逻辑是对个社会价值的测算，在贞节的妇女与堕落女之间行权衡，《金陵十三钗》在此基础上引了阶层和文化地位的差异，约翰问陈乔治：“一边是女孩，一边是女人，两边如何选择？”约翰代表了本片的观，默认了如此测

同样作为纯洁无辜的战争受害者，“姬百合”和书娟们都隐喻着本民族“正常的”、渐的、改良的现代化程，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女学生是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虽然教育模式学自西方，但已经经过了日本式的改造，这与日本战时的现代状况是一致的。西方势力已经被驱逐境，“姬百合”神话中只有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教师

仗义舍的女形象已经成为战争叙事的路之一，因为放

责敌人

情化的，是白人男的望对象。女主人公玉墨的特殊之在于她曾经是一名女学生，她是近代中国两条并行的现代化路线的汇，她利的英文和风情万的举止将两个群的特质熔铸为一，是最能满足西方幻想的东方形象。与西方畅沟通的能力和异域女的神秘魅力，且作一番不甚恰当的联想，当年宋龄游说国国会支援中国抗战，不也是凭借类似的特质吗？

女：底层自发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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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看待女学生（书娟）和女（玉墨）的光是不同的，书娟们与西方的少女在约翰里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是单质的、纯洁的孩，“无”的天使，绝对的“善”的化。女们才是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民地风景，的、

教会（神父）以西方女为模板塑造成型的女学生，女们的现代是自发的、杂糅的、带有厚的本土彩，正如她们的兼东西方特的外表：发、罩、丝袜和旗袍、琵琶。西方拯救者

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非理狂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观——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

日本知识分，并没有西方异族导师的存在。而书娟们要直接依靠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约翰，与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必须仰仗国援助的状况相符。将两组女学生对比，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程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两国同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状况决定了，“姬百合”们把西方看作敌人，书娟们把西方视为拯救者。然而除去这一差别，当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选择女学生作为战争创伤载时，无形中印证了一共同的现代验，无论先后，东亚的现代不可避免暗着对西方的从属和仰视，代表东方的不是成熟的男，而是未成年的、学习中的女。

再看《金陵十三钗》，书娟们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会说利的英文，演唱赞诗，她们不同于以往抗日叙事中的中国受害者形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农村受害者们完全是前现代的，而书娟们是中国初萌的现代的象征——脆弱的、容易夭折的，必须依靠西方的扶持才能幸存。书娟的父亲会说英文和日语，可推测其买办份，其他少女们的很可能与之类似。（此有疏失，后来有好几个朋友留言提醒我这个人是通的公务员，抱歉啦，原来的文就不改了，但我想即使是公务员也可以印证人中上阶层的份。而且，个人觉得南京政府与买办阶层的关系千丝万缕，或者说是买办阶层在支持这个政府也不为过。）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现代化程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阶层推动的，因为其重的民地彩，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叙事里，相对于农村底层民众，这一阶层的状况往往被忽视，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洋行买办们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