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的合理。他尽慕玉墨，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两现代之间，“女孩”代表的“正常的”现代化是更值得拯救的，她们作为西方亲手栽培的现代萌芽，有待成长和发展，是落后国家重生的基础。而“女人”是如杂草一般任意生长的畸形的现代产，是半民地半封建社会颓废的缩影，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实现其建构的价值。

通过刻画女学生和女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阶层之间的矛盾被弥合了，呼应着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共同产生的凝聚作用。本片中的中上阶层是西方化的，而底层更东方彩，女学生说英文，唱外国赞诗；女们说

情笑话，唱江南情歌小调。中上阶层的禁与低层的纵构成了反差，女孩对女人既鄙夷又嫉妒，那成熟的女魅力是她们尚不备的，和解呈现为对彼此文化价值的肯定。女们通过裹、拉直卷发、洗尽红妆实现了和女学生的同化，了由中上阶层垄断的“正常的”现代状态，想象着母亲看到自己成了“读书人”该有多兴，弦外之音——为了重归纯洁和份提升，牺牲命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已经度西化的女学生从女上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之，原生态的传统往往来自民间底层，她们用心聆听《秦淮景》，回忆着女人们一红妆拥教堂的情形。这一刻上层与下层的现代合了，女孩和女人共同象征着彼时中国的时代状况。

日本二战电影中也有一类代表底层现代的人——战败后专门以军为服务对象的女“潘潘女郎”，玉墨们在服饰造型上和日本电影里的“潘潘”颇为相像。日本战败之前，西方文明一直是由上层英引，自上而下向民间渗透，这西方化是经由统治层英提炼改造过的。当西方文化以占领者的姿态直接现在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空间里，潘潘成了西方文化在底层和边缘的代言人，通过她们，西方化向主和中心渗透。《金陵十三钗》肯定女以为资本求助于西方男的行为，象征意义上，中国求助甚至乞怜于西方是现实情势所需，实际上也得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怜悯。而日本中的二战是与西方的对抗（亚洲战场的侵略行径被刻意遗忘了），潘潘们代表的“非正常”的西方化是无奈而屈辱的。实际上，在东亚这一非西方世界当中，以女为代表的底层现代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被否定的，人们更希望以“女学生”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金陵十三钗》的策略是让女与女学生同化，而日本电影中的潘潘则堕落到底。

西方拯救者：成熟的现代文明化 [page]

男主人公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与女学生和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萌芽相对照，他修理卡车／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也佐证着这份。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再见，孩们》中的神父，乃至《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他们要么属于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的份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暗地里为弱者提供某庇护。

《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类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异族女的本能望起到了推动作用，纯洁无辜者的惨死则唤起了人心中的人主义情，《金》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有类似的功能。这“普通英雄”是很讨巧的叙事路，自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