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去的，因为没传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这个所谓得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穿了这个秘密，窥视为何要个什么勒克赛尔先生来。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锐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狰狞。可我却仍旧枕无忧，愚蠢透，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甚至在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里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境。但是，我知，在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一把汗，万一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那他可就惨了。

我不惊。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1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自一位参议员之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什那帮人假造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我的书在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的。”他正要接着说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手这作品，并且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四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姆（）1。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厚，使我不该冒这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她尽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这说起来容易，起来难。在这一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说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手段，因为议会是不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离奇的恩典没有提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甫、格里姆和埃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甫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什一伙假造的。我知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输的这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