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四位阁老都是朝廷重臣，却直到皇太主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情报”竟然可以到这般细致的程度，也才真正有分析敌人内矛盾的能力。若是让他们讲讲黄台吉执政时候的东虏，他们肯定会一片茫然，没有半概念。然而现在北京城中，东虏的每一次朝会上谁说了什么，他们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崇祯帝知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rs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事不同于关切自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其他三位阁老直接忽视了呈御览的话题。孙传：“运河一开，百姓未必得救，东虏却肯定是得救了。”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回到了问题的源，“关键是内阁该给一份怎样的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如何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从。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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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换取百姓。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能够认同。

多尔衮在“国书”中再次调了大清关乃是为大明讨贼平，绝无半非分之想。如果说之前多尔衮还在“国书”中要犬吠几句，抱怨大明不识好人心，那么这回的“国书”中已经是充满了哀怜，再没半张狂之。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贻笑百年。

“九酋书信中，无非就是开运河换百姓。”蒋德璟：“可呈御览？”

快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蒋德璟还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则，虽然知皇太主事，但还是认为应该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税法》问题上，他与皇太有着明显的分歧，难免与皇帝更贴近了几分。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一队东虏使者在明军的押送之下了济南城。除了所谓的“正使”是满洲镶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汉官。这置足以说明多尔衮心存猜疑，不敢派真正的心腹来冒险。

“现在东虏骑虎难下，就算退回关外，也是元气大伤，士气难振。”吴甡：“说不定还会分崩离析。”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狠辣果敢，吴甡老谋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想当年景泰帝易立太，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