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的单元里，难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遇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月月怎么样，不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的声音是自我面前这位围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

后来我和

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

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到母亲对她原来那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帐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

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母亲对大都市的这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

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情的孤岛。

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带了孩回来和母亲同享天，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没有空调的小房，自己买菜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谈中我知，她的儿——潘小伟的这个遗腹，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个喜几人忧的重要人。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倍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中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目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黑社会的大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