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很快就坠了一个陷阱，现在想起来，那绝对是一个陷阱：那一年，我们乡中学共招了8个班440名学生，8个班主任在分班级时因为学生搭严重不均发生了激烈争论，谁也不想接手最差的那个班。这太不公平了，最差的一班的平均分竟然比最好的六班低了近50分，50分哪！！！王维嚷。他跟我一样是民办教师，但他是乡长的大公。我原想主动承担最差的一班，但王维以焦急的制止了我，我只好低下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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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知说谁，不妨说自己吧。且说那天，我自始至终盯着校长的脸，那是严肃、庄重、微笑、灿烂，独缺少愧疚的诸多替丰富地变化。说来奇怪，自那以后我竟养成了一个观察人脸的嗜好。那是一幕幕最生动的活剧，无聊时象放映一样过一遍足可以自。别不信，尽可以试试看。

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更多的还是要面对现实。现实是，尽我拼尽了全力，期中考试中一班与六班的差距也缩小到不足十分，但仍没有摆脱倒数第一的命运。问题是，我因此失去了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有职称而使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别不服，不服也不行，反正依据的就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岂不既客观又公正？大家知，那个时候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何苦这样呢？又不关我的事。我试图说服自己，却仍是惴惴不安，虽挡不住从心底里涌上的那份侥幸，但还是象自己错了事似地那样愧疚，仿佛这本就是我的错，事实上，他必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至今仍无法忘记他离去时那怨毒的目光。

我是一个喜将事情装在心里独自承受而不轻易表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倔的，而且这样的人的倔是可以而且必须转移的。倔的转移受良心支，有一个压力逐步累积到人最终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迫不得已实施的变通过程，或许脆变成了一动力。事实上，当我面对着一班五十五名生机的学生时，责任重锤一般剧烈地撞击着我落魄的情绪。班会上，由于突然忆及了自己的遭遇，竟颇多慨，日后自要大骂

千万别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便不会惹你。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室时，我已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果然，校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难啊，人难啊！不过，小王也确有他的难，咳，偏摊上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谎言！！！王维的母亲在乡农技站临时工，昨天我刚碰到她风风火火地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但我没有戳穿，只迟疑了一下便说，那还是由我来一班的班主任吧。校长长吁了一气，象是不会站似地（因为我虽去校长室的次数少，确从未见过他认真站立的姿势）终于站了起来，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加重语气说，我是相信你的，好，有魄力，年轻人。去他妈的，我心里恶狠狠地骂，脸上却努力地堆着笑。虚伪！但已不知说谁了。

还是签决定吧。教导主任不善化解纠纷，又甚自负，所以他一锤定音，大家虽隐隐觉得不妥，却又一时无法说清，或许这果真是个好办法，便如此吧。

一时间，大家显然都积极地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数学天才，先签的概率肯定是小的，难免要争先恐后。我不这样认为，那一刻竟会相信天命，其实也不是相信天命，只是我摸不开面，心里当然也是急的。急也没用，这帮家伙争抢着了签却偏又不忙着去揭，而是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别人，唯恐别人多了似的。这对我无疑是一折磨，但我还是故作漫不经心地揭开了最后一个签：天哪，竟是实力最的六班！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象了贼似的脸红耳，几乎听得到自己的心。不要失态，我劝着自己，的余光忍不住便要去瞄王维：他正离去，分明地，他失了算，第一个竟然到了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