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人的利益，所以有更广泛的代表和公开，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待要将承包地打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我再三提醒要原来的圈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情况下，敢于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了许久，都别无他法，才勉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土地是农民的命，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了，重又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于慎重的考虑，我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问题的都逐一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我的恩惠，自是满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