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行动上又急于表现，企图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引起书记足够重视的机会，嘴里却喊着“我无所不能，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常常为此与人一些无所谓的争论。

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人的变化，我的心理开始变得脆弱，情绪极易起伏不定，突表现为：患得患失，常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

那一段，我必定如此地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逢晚上临睡前，必要把一天经过的事情放电影似地过一遍，大到方向问题，小至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愤怒，否则便迫自己绝不能睡过去。

幸亏这一习惯持得并不长久，仅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便已搞得我睡眠明显不足，长期下去会患上神衰弱症，因为我已明显觉到这费尽心机的思量过去之后，显然已激活了脑细胞，要么长久兴奋愈是想睡反而睡不着，要么即使睡过去也总在漫无边际地着梦，醒来后累得脑袋生疼睡了反不如不睡。越是这样越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让自己惴惴不安好长一阵。

这无异是天真的和幼稚的，由于自己的风，一暗中较劲无暇预料也无法预料地发生了：显然是觉我撼动了文化站长“一支笔”的地位，一向跟我甚为投缘的他变得对我不冷不起来。

至此，我方才意识到，工作是有分工的，盲目地抢风，哪怕是多了工作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我敢说，随后发生的一件不起的事儿必定让他找回了自尊，因为他看我时的笑是那样的狡黠、诡秘与自得。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十，正是乡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休会期间，书记突然找到了我们俩，安排他下午作的一个报告的撰写。由于时间迫，报告被分为两分，上半分由我负责，下半分则由他负责。

有了上面的文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书记亲自安排的，那里面可是透着多么重要而又严肃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被一神圣的使命充盈着，决心要把自己的平十二万分地发挥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书记的知遇之恩。

看得来，他同样在激动不已，毕恭毕敬着，勉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内心的冲动表现来。我暗暗讨厌他这作，他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到小气的人，似乎一枚树叶就能够打破他的脑袋，我认为这便是临时工的通病，尽他后来转了正，但仍保持着这风格，甚至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这样分辩说，何谓小事？机关里压就没有小事。

以我当时的平当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意，只注意到他把接受这样一次任务赋予了更多的对比与竞争意义上的安排，比我更加重视，虽然他仍是一脸轻松，甚至近乎自言自语地跟我东扯西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早就听人说过，他年纪轻轻便已修炼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的火候，是安宁乡机关里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这本是他实实在在地优于我值得我认真学习的方面，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总让我瞧他不起：大约是我在工委的那一年，县委尤其重视宣传工作，把在县报的发稿量当成一项指标分派到各乡镇。乡党委政府便相应制定了鼓励到县报投稿的奖励政策，规定每在县报发表一篇稿件除报社的稿费外，再奖励现金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