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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确地受到了她的无奈，恶作剧地不停地换着地方，仍无法摆脱她，最终只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尽我们再没有过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我们都丧失了那事儿的兴趣，但毕竟我们仍在同房，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似这样便永远达不到分居六个月的期限。

她却总能不失时机地找到我，与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极脏极极差的地方，包括驴棚棚之类，她烦极了，却故作大度地跟着我，嘴里说着“夫妻本是同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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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颜媚骨地轻抚着我的脊背，嘴里柔声地说着“别生气，你确没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担责任——他决定派我去报时工。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为什么非要跟别人联系到一起呢？难我连独立的人格也没有吗？我的自尊心再次执拗起来，我竭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情绪，唯恐他们又认为我犯了病，其实，我觉即使在他们认为我犯病而张兮兮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难这也有错？我想不通，或许我真的病了，因为我居然竭斯底里地冲校长吼，我没病，本就没病！

其时，我们的危机已达到了，原因是我在意识恢复后所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离婚，我觉自己成了她的一块招牌一摆设，我必须与之离婚，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我觉得如此竟渐渐有了夫妻的觉，虽然我们仍在僵持着，似乎这僵持便是夫妻间该有的？但为了那份原就属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所以我才有资格重又回到了课堂。

校长跟丽萍一样不理解也不理会我的要求，他情地接待了我，满脸堆笑地劝我先养好病，讨好地说这既是对我本人负责，又是对他们的丽萍书记负责。

自从明白了这个理，我的情绪竟逐渐平缓下来，周围的环境也不再那么怪怪的让人无法接受。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虽然心情仍难免闷闷的，但尽快地回到课堂却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副局长立即面难，喋喋不休地诉起了财政的困难。

这可是学校里不少人都在争抢的既轻松又舒适的工作，却非我所愿。我知，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丽萍的授意才这样的，他妈的，一丝骨气都没有，你们才有病哩，我决定去找她，怕什么，难她是老虎吗？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吗？

我回到学校，正是同行们反对镇政府拖欠工资由偷偷地向上级写信、选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级上访等秘密形式转为公开的时候。

我去找过几乎所有可能离婚的门，包括法院在内，没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我突然记起了同行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分居六个月便可以自动离婚的故事，便四觅地睡觉以达到与之离婚的目的。

据组织者讲，他们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门都是一张笑脸一杯茶，而且总能认真地听取他们不厌其烦的诉苦和请求，可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三番五次之后，工作人员依旧情，却明显在躲着他们，他们的态度难免激烈，才有一位据说是信访局的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这位副局长有极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才，从建国前到改革开发，从贫困山区到革命老区，背书似地给他们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论课，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偏偏不肯及正题。最后他们急了，语气变得冷厉严峻：我们已经来了十趟，你脆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她决不肯，甚至暂时放弃了她的贵和独断专行，温柔地待我。这温柔已不同于过去，都洋溢着虚伪与作，正如记不清哪位兄弟所说，虚伪与作的东西是最丑陋的。因此，她越温柔，我离婚的决心越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