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制约，但总喜从中寻找到生存的隙，实事求是地说，找到隙的喜悦足以让人颤抖。这或许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这儿成绩的本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过去那所有的坏人都贼眉鼠所有的好人都正气凛然的年代了，许多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时，令人惊讶而又不知所措。

譬如公款吃喝问题，绝不可以用“对不对”这样简单的判断词来提问和回答，因为用茶杯换茶壶的观念已经逐步在不少乡村领导中行。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理，最容易达成共识，而形成习惯。

从局看，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从整上看，又在破坏着传统的德，容易败坏社会风气。尽如此，赚钱终究成了可以正视和坦言的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尽可以敞开了袋去赚。这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说起——临时工转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有上百人的规模，而盲目上的乡办企业半数以上已于停产半停产或勉力维持的局面，靠向下属企业收取理费赖以维持的乡工业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了摆设。

传言有充分的理由便算不得传言，况且这年月只有傻才会不相信传言。

可这传言只沸沸扬扬地传了不长的时间便嘎然而止了，象是在忌讳着什么，没有人肯再提起，脸上却是凝重严肃了许多。嘎然而止给人的第一觉便是冷，冷得让人发抖。

我自然要跟他们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我还是暗暗地与所谓的竞争对手了上百遍地对比，我有足够的自信，自觉无论从领导关系还是从同事关系还是工作上都优于对手，而且这自信的优势在不停扩张蔓延，让我颤抖不已，几乎要让自己竭力保持的漫不在乎的风度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