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净、肤比较白皙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价，以致我们买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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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再说，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怎么说，人尚存。同类不会相，也不会把别人的一分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太细，但这些可能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东西。你可以说，这些东西还不够，但这些东西是好的，虽然学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广。

四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沉默的大多数（3）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队的时候，有些友就选择了说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积代会是“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积极分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心得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而积极分是个好意思。另一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学生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话语的圈，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了那个圈就要说那话，甚至要以那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有一段时间常听到年长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品格低劣。考虑到红卫兵也不是孤儿院里的孩，他们都是学校教育来的，对于这低劣品行，学校和家教育应该负一定的责任。除此之外，对我们的品行，大家也过虑了。这是因为，世界不光有的一面，还有的一面。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去队。在队时，同学们之间表现得相当友，最起码这是可圈可的。我的亲经历就可证明：有一次农忙时期我生了重病，闹得实在熬不过去了，当时没人来我，只有一个同样在生病的同学，半搀半拖，送我涉过了南宛河，到了医院。

那条河虽然不，但当时足有五公里宽，因为它已经泛滥得连岸都找不着了。假如别人生了病，我也会这样送他。因为有这些表现，我以为我们并不坏，不必青无悔，留在农村不回来；也不必听从某暗示而集自杀，给现在的年轻人空位来。而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都该谢沉默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