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工作对之用又有用，可以叫“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笨，简直是脑里有块榆木疙瘩，嗓里有一痰。我认为在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不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的劲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知识。不电磁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这是一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从书上看，孟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之友，我对的人也有一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特殊的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一个骡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这样的答案。我更喜驴的想法：智慧本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兴。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智慧与国学（2）

二

理学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