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不能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这判断，无异是说本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理，不能懂得真正的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说来也怪，这学者现在甚多，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戈培尔就是这样的：他一面说日耳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耳曼人当傻瓜来愚。我认识一个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引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8月2日《南方周末》。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1）

东西方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而东方人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中汲取幸福。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这横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当年孟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就说，上下征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满足质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得凶了就要打破。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提一东西作为“利”的替代，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源。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不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类比可有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气觉得舒服，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温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这在控制论上叫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人首先有某待满足的，在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病。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这病，喇叭里的声音又了话筒，放大数百倍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自激”。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弊病的源在于它是个望的放大——它在满足方面能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它的后盾。孟老夫当年就提要制止这自激，提个好东西，叫“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好的吗？（见《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