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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钟总要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说听不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耕的坏分，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神我已经知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了内心的矛盾：我和它的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同时开火，两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它找到了一个空，一撞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队。当地气候炎，产各带果，就是没有椰。整个云南都不长椰，据

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后，它也能嗅来，朝你瞪大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上房去晒太，或者模仿各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得有限，索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它，喜它特立独行的派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差得太远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椰树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