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很能吃苦的样，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村里的那些活，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疼，尤其是麦，得手疼不已，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样——十指连心嘛，吗要用它们这受罪的事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险，更诈……当年我在老家队时，共有两选择：一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2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京片与民族自信心（1）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上恭维回来：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尚的一，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在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尤其是售票员）在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沟的老矿工——这不要，语音还是我们贵。

但是，这已是昨日黄。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害臊。有一句鬼话，叫“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觉得该算到港台的账上。再发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好可好兴噢”这样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话，和他们的音有关。国语音纯正的人学起来很难听。

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骂老k（国民党），说他们“手台湾，意大陆”，这个比方太过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小糟蹋自己的语音，肯定是在意港币和新台币——这两个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是为什么吗？他们在想这话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谅的。我的亲侄在国上小学，回来讲汉语就犯这病。犯了我就打他，打一下就好。中国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病，显得活像是大傻。电台请歌星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乒乓球拍。乒乒球拍不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狼牙，就能把这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小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