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闪，写着小孩不准内，有的门还要收钱。就这么一惊一乍的，里面有啥？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现象开了火。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国内都有译本。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逗来。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写一个光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福尔斯先生的小说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了。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总而言之，当一现象（不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给它一瓢凉。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国人说的，散发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烈的拥护者。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情的义士，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理解。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叫黑，他总要闹事，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啥？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幽默，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吧，这回只谈文学。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现成的：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样讲，只能改作：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玛利亚万岁”，“打倒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连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21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第二卷《血统》序

艾晓明请我给她的新作写序——像这样的事求到我这无名之辈上，我想她是找对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学生。我的当时也不大好，所以我对她说到的事也有验。我记得“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到都在唱那支歌——老英雄儿好汉，老反动儿混——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带，站在校门，问每个想来的人：“你什么？”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里冒一句：“狗崽！”他们还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揭别人的疮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