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国，教会、军队，还有社会的上层人，受宗教和等级观念制约，时常犯有假正经的病，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这幽默中国没有，但却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这幽默，理是明摆着的：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喜说几句笑话，别人就总说：你在五七年，准是个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画家都当了右派。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于是，幽默在这个国家就成了莫测的学问。

有一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有座修院，院里藏了一本禁书，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又有一个老古板，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该老古板说，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动摇人的信仰，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为此，他不但杀人，还放了火，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院都烧掉了。这是个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这是一本什么书？可以想象，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又不敢问的事情。在电影结束时，披了书名，它就像《低级小说》里那块沉重的金表，放了你的掌心：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诗学》第二。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什么叫幽默。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现代中国。

《王小波全集》第二卷电影；韭菜。旧报纸

看来，国产电影又要一个重视宣传教育的时期。我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必须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工厂当工人，经常看电影，从没钱买过电影票，都是上面发票。从理论上说，电影票是工会买的。但工会的钱又从哪里来？我们每月只五分钱的会费。这些钱归结底是国家的。严格地说，当时的电影没有票房价值，国家钱养电影。今后可能也是这样。正如大家常说的，国家也不宽裕，电影工作者不能期望过。这些都是正经话。

国家钱让大家看电影，就是为了宣传和教育。坦白地说，这些电影我没怎么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闲着没事，还去看过几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场电影都没看。那时期我在复习功课考大学，每分钟都很宝贵。除我以外，别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准备结婚，有人在谈朋友。总之，大家都忙。年轻人都让老师傅去看，但我们厂的师傅女的居多，她们说，电影院里太黑，没法打衣——虽然摸着黑也可以打衣，但师傅们说：还没学会这本领。其结果就是，我们厂上午发的电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纸篓里。我想说的是，电影要收到宣传教育的结果，必须有人看才成，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除了编导想办法，别人也要帮着想办法。据我的切经历，我有如下建议：假如放映工会包场，电影院里应该有适当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电影，一面打衣，这样就能把人留在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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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不光现在城市，还现在广阔的农村，在这方面我又有切验。七十年代初，我在云南队。在那个地方，电影绝不缺少观众。任何电影都有人看，包括《新闻简报》。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上去。有观众，没票房，这倒不是因为观众不肯掏钱买票，而是因为他们本就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