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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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纯正完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用劣等的文字来写，非我所能知。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

让我们把酒满斟！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它的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上。我们年轻时都知，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的品有一的名声，一的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品并没有写来。这些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乾先生在壮年时写来的，现在成了比的空中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好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乾先生都不在了……

带有一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面容。”

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就只能写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的，假如念起来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啊。有时我也写不负责任的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请乾先生打我两。孟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品是比鞭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