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的通观，视它们有共同的浮士德心灵的“同源”，至于他与这各别的生命哲学之间的直接承传或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此有两我们需要特别地说明一下。

第一，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始自于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哲学研究的是作为自然的因果的经验世界，而他的哲学则是要研究作为历史的有机的生成世界；而我们知，在19世纪下半叶，有两生命哲学都与康德哲学的重估有关：一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过用意志来替换康德的自而使得表象的世界和生命的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则是狄尔泰等所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发，用“生命理”或“历史理”的批判来弥补康德的“三大批判”的不足，由此而确立了一基于“理解”的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就斯宾格勒而言，他对康德的批判其实是更早的歌德哲学对康德的批判的重复，通过这一批判，他确立了他的“作为历史的世界”，亦即歌德意义上的“活生生的自然”；接下来，当他这一历史之世界的本质和结构的时候，当他而分“大宇宙”与“小宇宙”、“存在”与“醒觉存在”、“命运”的必然与“因果”的必然、“节奏”与“张力”等等东西的时候，他的“语言”则变成了叔本华式的。细心的读者若是把《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的首章（这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为集中的章节）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一对比，也许会产生一似曾相识之。

第二，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主要地是为说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提的。我们要知，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指人类生命的一切表现的活动，更是指有醒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生命的一自由的“符号”创造行为，前者是以血与土地、族与家族等为基础的，现了生命最层的大宇宙的特，如节奏、时间、生成等，而后者则是以自由的、创造的醒觉存在为基础的，现了生命的属于小宇宙的特，如张力、空间、已成；生命在前一活动中是“表现主义”的，而在后一活动中则是“象征主义”的，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人的作为历史的世界。在这里，我们隐约窥视到了一条隐秘的逻辑：德国哲学自康德以后一直致力于解决“现象界”与“自”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一直致力于心灵与世界、主与客、存在与历史的统一；由此而现了两条极端的路，即“主的路”和“客的路”，前者极力调主或生命能动的、追求自由的方面，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将这条路推到了峰，后者则更多关注主的本质外化或对象化的结果，更多关注生命的象征主义方面，即文化和符号的世界，歌德及后来的新康德主义皆属此列；斯宾格勒的哲学——当然不只有他是这样——则意图把这两倾向为一，把前者的表现主义跟后者的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才看到，他的“生命哲学”当中何以充满了叔本华式的存在的呢喃，充满了“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那植意象和动比喻，充满了那么多“光的世界”的隐喻、视觉的意象和“观相”的直觉；而他的“文化哲学”不外是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的重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叔本华是斯宾格勒的生命哲学的“隐匿的”原型，而歌德则是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

也正是因此，我们需要对斯宾格勒少见的一次谢给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