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机”这个概念，不论是生命的还是文化的，包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一个由各个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第二，是一个包着从生到成长、从衰老到死亡的有机的生成过程。斯宾格勒的“俯瞰”的方法就是基于有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则在他的“没落论”中有充分现。

如同人是由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循环系统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一样，文化有机也是由各个分组成的，如政治组织、经济形态、法律系、哲学与宗教、科学与艺术等等，文化的心灵或神正是通过这各个分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或完成自的，同时也是现于这各个分之中的。因此，文化的各个分的质、状态及发展平，是与文化整的质、状态及发展平相一致的，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与一定时代或文化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等方面的状况相关联的，反之亦然。故而，对各文化现象的考察，就不能只抓住其表面的特征，不能将其视作孤立的因素，使其与有机的整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在整中、在与其他门或领域的现象的通观中，来显示其本质，来揭示这一文化有机的“形态学关系”。斯宾格勒说：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我也没有看到有谁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数学方面终极的和本的观念，他们的早期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他们的工艺细则和素材选择——更别说去理解这些事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有的决定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学家有谁知，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本有着刻的一致呢？不过，从这一形态学的观看，即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有一象征的、甚至形而上的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钱币、解析几何、支票、苏伊士运河、中国的印刷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人的路工程，诸如此类的一切全可以当作象征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在此之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观相的研究面对的总是一些文化的事实和现象，它们构成为生命涌的生成过程的形式和象征，但是，世界历史是由众多不同的生命类型和文化风格组成的，要认识它们，就只有用“类比”的方法。故而，观相的方法，也就是类比的方法。斯宾格勒说，数学的法则只能认识僵死的形式，对于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式，只能用类比的方法。但是，面对19世纪实证史学中比比皆是的历史类比，例如把拿破仑比作恺撒，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斯宾格勒又调，他所讲的形态学意义上的“类比”是歌德的“同源”意义上的，而不是实证史家“同功”意义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及其官因有共同的来源和谱系而在结构上所表现的亲缘，后者则只看到结构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问其在化上的来源，例如人的骨骼与其他脊椎动就有同源的关系——它们都被认为是从鱼类化而来的，而鱼类的腮与陆栖动的肺就是同功的。将这一区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则可看到：古典雕刻与西欧的弦乐、埃及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与西方的哥特式教堂、印度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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