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南非时尚一无所有，如今已发大财，并把发得的财用来推动政治目的。他那从好望角到开罗的横贯非洲的铁路的构想，他的南非帝国的设计，他运用心机迫使心的矿业把财富用来为他的计划服务，他把首都布拉瓦约（bwayo）堂皇地设计成大权在握但与国家没有任何明确关系的政治家的未来府邸，他的战争，他的外手腕，他的路系统，他的辛迪加，他的军队，他的有关有脑的人“对文明的大责任”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广阔而富有引力，都是未来的序幕，这个未来对于我们尚待时日，但西欧人类的历史肯定将以它而告终结。

如果有人不了解，这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或者愿意如此，或者一无所愿，只能是或者屈从于此一命运，或者对未来和生活本彻底绝望；如果有人觉不到，在有力的才智的实现中，在铁石心者的忱和纪律中，在以最冷酷最象的手段行的战斗中，也自有恢弘瑰丽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于地方的唯心主义，只想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这些人就必须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乃至创造历史的一切愿望。

由此观之，罗至上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了，而是一严格的、力饱满的、世界都市市民的、一味地讲求实际的神的正常产，是历史上经常现而只有在这里才被指认来的一终极的、不可逆转的状态的典型。

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

历史形式的秘密并不浮在表面，它不能借助服装和布景的相似来把握，人类的历史和动植的历史一样，所现的有些现象表现的只是虚假的相似，并无任何内在的联系——例如查理曼和哈·拉西德（haroun…al…raschid）、亚历山大和恺撒、日耳曼人对罗的战争和蒙古人对西欧的屠杀——另外一些现象连极端外表的相似都没有，而只有同一的意——例如图拉真ajan）和拉西斯二世（rameses2）、波旁家族和阿提卡平民、穆罕默德（mohammed）和毕达哥拉斯。

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世界历史上升直线的至，其实它只是文化生命的一个阶段，在每一成熟到极致的文化中都能看到这一阶段。这个生命阶段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者、印象主义者、电气铁路、鱼雷和微分方程（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过是时代的实要素），而是不仅拥有这东西而且有完全不同的创造可能的文明神。

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代表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必定会现的一过渡阶段一样，在西欧目前的状态之后，将继之以一些完全确定了的状态（这在过去的历史中不只一次地现过），因此：

西方的未来不是永远向着我们今天的理想无限制地上升和前，而是一个单一的历史现象，在形式和延续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它将涵盖几个世纪，并可经由某些有用的先例被察看到和实质地计算来。

十四

一旦达到了这一思考度，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一旦可以有这一观念作参证，就能借助它毫不牵、毫不费力地解决所有那些各自分离的问题，如宗教问题、艺术史问题、认识论问题、理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几十年来，有多少现代才智之士耗尽情但却徒劳地为之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