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向的性质。因此，对一方而言，是数学的必然性，而对另一方而言，则是悲剧的必然性。

在醒觉生存的现实性中，审视的世界和接受的世界是相互交织的，正如在布拉班特（brabant）挂毯中经和纬共同织成图画一样。每个定律必定——这对于知性来说是完全行得通的——都曾经是通过某个命运安排在一个才智的历史中发现的，就是说，它必定曾经属于体验的生命；每个命运则都会体现为某个可见的外形——例如某些人物、某些行动、某些场景，以及某些姿势——在那里，自然定律也正运行不辍。原始生命在命定的魔鬼性的统一面前是谦恭的；在成熟的文化的意识中，这一“早期的”世界影像与其他的、“晚期的”世界影像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在文明化的人那里，悲剧的世界情感屈从于机械化的才智。历史和自然在我们自己内部彼此对立，就犹如生命与死亡、永远生成的时间与永远既成的空间之间的对立。在醒觉意识中，生成和既成为争夺世界图象的支配权而斗争，两者的最高级和最成熟的形式（可能只有伟大的文化才具有），在古典心灵的情形中，就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对立，在西方心灵的情形中，就见于歌德与康德的对立——此亦是具有永恒童稚的心灵所沉思的世界的纯粹观相学与具有永恒苍劲的理性所理解的世界的纯粹体系的对立。

十二

因此，在这里，我看到了西方哲学最后的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它依然为浮士德文化的老年智慧所保留着，它似乎是我们几百年的精神演进命中注定的难题。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自由地去选择它的思想的道路和方法，但是，在此，有一种文化第一次能够预见到命运已经为它所选定的道路。

在我的眼前，一种迄今未被想象到的卓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似乎作为一种内心视象出现了，它实际上是西方心灵的方法，因而必定与古典心灵和我们以外的其他所有心灵格格不入——这是所有生存的一种综合观相，是所有渴望最高最后的观念的人类生成的一种形态学；它是一种责任，不仅要透视我们本有的心灵的世界感，而且要透视所有心灵的世界情，不论这些心灵是以何种方式包容了伟大的可能性，也不论它们是如何在现实性的领域把自己表现为伟大的文化。这个哲学观点——我们且只有我们借助我们的分析数学、我们的对位音乐、我们的透视绘画才得以拥有它——因为它的视域远远超出了体系论者的框架，故而需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慧眼，这个艺术家因为能感受到整个可感觉的和可理解的环境，故而将自己融入一种无限深刻的神秘关系。但丁是这样感受的，歌德也是这样感受的。从交织变幻的世界事变中提取一个千年的有机文化史，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当作一个人一样的东西，抓住它最深处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这种历史研究的目标。正如一个人透过伦勃朗的肖像或恺撒的半身塑像的面部轮廓看穿一切一样，新艺术也将在一种犹如一个卓杰的个人一样的文化的外表中沉思和理解伟大的、命定的线索。

尝试阐释一个诗人或一个先知、一个思想家或一个征服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去进入一个文化的心灵——古典的、埃及的或阿拉伯的——且是如此之密切，以便将其融入自我之中；去参与一个人的生命，参与由典型的人和情境、由宗教和礼仪、由风格和倾向、由思想和习俗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这将是体验生命的一种全新方式。每一个新时代、每一个伟大人物、每一个神，以及城市、语言、民族、艺术，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都是具有高级象征意义的观相表征，因而，阐释它将属于一种新的“人物品鉴”（judgeofmen）。诗歌和战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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