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属于心灵意象，格属于生命图象，西方的生命观对于西方人来说是自明的。人皆有格，这是我们所有的理系的基本命题，虽则它们在其形而上的或实践的律令方面有所不同。格是在世界的川中——个，生命与行动的关系——形成自的，格是人对人所产生的一浮士德式的印象；尤其富有意义的是，正如在理学的世界图象中已经证明（尽要经过最严密的理论考察）把力的矢量观念跟运动的观念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矢量天生有方向的品质）一样，想在意志与心灵、格与生命之间给一个严格的区分也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文化的盛期，确切地说是自17世纪起，我们就把“生命”这个词看作是意的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同义词。诸如生命力、生命意志、活力这些表述在我们的理文献中随可见，它们的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如果是在伯里克利的时代，甚至都无法把它们翻译成希腊人自己的语言。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要求普遍有效的德信念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文化作为一个级的同源的存在，都有与其自相适合的德构成。有多少文化，就有多少德。尼采是第一个提及这一观的人；但是他没有再一步去提一个超越“善”（所有的善）与“恶”（所有的恶）的德的真正客观的形态学。他依据他自己的尺度评价了古典的德、印度人的德、基督教的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德，而没有把它们的风格理解为一象征。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探测到德本的原始现象，那一定是西方人的历史观。然而，我们似乎只是现在才成熟到足以行这样的研究。人类作为一能动的、好战的、不断步的整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而且自弗洛里斯的乔基姆和十字军以来就一直是）如此必要的一个观念，以致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很难意识到自只是西方所特有的一假设，只在一个季节显得生动和有效。例如，对于古典的神来说，人类似乎只是一个静止的集合，因此，它有一完全不同的德，我们可以从荷时代一直追述到罗帝国时代。更一般地说，我们将发现，浮士德式的生命的大能动，几乎只有中国人和埃及人的生命堪可匹敌，而古典的生命的极端消极，大概只有印度人的生命可以一比。

如果说曾经有一群民族一直在面对面地行着“生存之战”，那一定是古典文化。所有的城市，不论大小，相互行着不懈的战斗，没有任何计划或目的，没有任何仁慈之心，只是在完全反历史的本能的刺激下行着生死较量。但是，希腊理学——除赫拉克利特以外——并没有把斗争定为理原则。斯多葛学派和伊鸠鲁学派都宣扬切忌将斗争作为一个理想。而排除阻力可以更恰当地称作是西方心灵的典型冲动。能动、自我决断、自制，这都是它的信条。抵抗生命的舒适前景，抵抗瞬间即逝的印象，抵抗那近的、可知的和唾手可得的东西，为赢得普遍和持久、为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而奋斗——这些便是所有浮士德式的律令的集大成，这些律令，自最早的歌德到康德和费希特，然后再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系和我们的技术中所展现的时代神的大力量与意志，都无不贯彻始终。从古典的角度看，及时行乐（carpediem）和存在的餍足，乃是古典生命的目标，与之截然不同，歌德、康德和帕斯卡尔，教会和自由思想家视作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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