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属于于此类系列之终的哲学家，在他们之后，则是文明哲学的开始。在每一文化中，思维之形成相当于其哲学达致一个峰，思维总是从一开始就提问题，并以日益增的理智的表现的力量来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的，这表现有装饰的意义——直至其力量耗尽为止；接着，这思维开始走向没落，在这时，认识的问题在所有方面都成为毫无意义的陈腐的重复。接下来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时期，最初都是宗教形态的，最后则都是理主义形态的——在这时，思维和生命仍包着某些混沌的东西，仍有一些未被开发的储备，可使它们有力地行创造——再接着是一个理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生命本现已变成了世界都市的生命，它似乎是在召唤探索，可又不得不依靠哲学创造力的仍然可资利用的残余来说明自的行为和恒心。在形而上学的时期，生命还可以揭示自，在理的时期，生命则成为了理的对象。在前一个时期，哲学在宏大意义上说还是“理论的”（沉思的），在后一个时期，哲学必然地是实践的。甚至康德的系，在其最刻的特征上说，也首先是沉思的，只是往后才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得到阐述和安排。

主义者一样，在荷时期和早期阿拉伯时期亦复如此。随着晚期时代的开始，而不是更早，哲学成为城市的和世俗的，摆脱了对宗教的依附，甚至胆敢把宗教本当作认识论批评的对象。婆罗门、奥尼亚和罗克哲学的伟大主题，皆是认识的问题。都市神把目光转向了自，为的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任何认识的级判断都不可能超自之外，为此，思维开始向等数学靠拢；在世界中居于主导位置且接受崇任务的不再是教士，而是政治家、商人和发明家，他们有关思维的观念也取决于生命的刻经验。从泰勒斯到普罗塔戈拉，从培到休谟，都属于这个系列的伟大思想家，还有前儒家和前佛陀时代的系列思想家，虽然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理学的地位从作为象理论的一个从属要素迅速攀升。从此以后，它便是哲学，其他的分支皆被纳它的里面，实践的生活成为思考的中心。纯思的激情沉陷了。形而上学昨天还是作为主妇，现今便成了女仆；它需要的一切，就是去为实践的观提供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还变得越来越多余。蔑视和嘲笑形而上学不切实际，蔑视和嘲笑哲学

我们在康德对数学的态度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据。一个人若是没有到数字的形式世界中，若是没有把数字的形式世界当作一象征主义与之共呼，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创造分析数学的，正是罗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也属于同样的情形，虽则要作必要的改变（mutatismutandis）。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与顿和斯并肩，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与阿基塔斯和阿基米德并肩，他们都于数学发展之巅峰。但是，在康德那里，哲学家跟数学家一样，业已变得微不足了。康德不再钻研他那个时代已微无比的微积分了，如同他也不收莱布尼茨的定理一样。亚里士多德的情形也是一样。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哲学家也可以称之为是数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浪漫派全都不通数学，芝诺和伊鸠鲁也是这样。叔本华在这个领域薄弱到近似无知，尼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数字的形式世界从哲学的视野中消失时，哲学也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从此以后，它缺乏的不仅是结构的力量，而且还有被称作思维的伟大风格的东西。叔本华本人承认他是一个半吊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