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假真”，已成为习惯。在叔本华那里，前三本书实际上是为第四本书而存在的。康德对自己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实际上，纯粹的而非应用的理，一直是他的创造的中心。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和以后的古典哲学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差别——一方面，一形式的理学并不能为宏伟的、想象的宇宙秩序添加任何东西，另一方面，理学本作为纲要、作为必然，又特别地以一散的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例如，尼采，由于整个地没有逻辑的顾虑，故而草草地打发了这些理论，而我们对他的哲学本的理解，与此也没什么不同。

大家都知，叔本华并不是从他的形而上学中得悲观主义的，而是相反，他是通过悲观主义推导他的系的，这悲观主义早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萧伯纳这位最重要的见证人在他的《易卜生主义的华》中指，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叔本华的哲学而拒绝他的形而上学——在这里，他十分准确地区分了两个东西，一是使叔本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思想家的东西，再就是因为某个陈腐过时的传统持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哲学所必不可少而被包括在他的系中的东西。没有人曾这样去划分康德，即使想这样，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对于尼采，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觉察到，他的“哲学”彻彻尾地是一十分早的内心验，可他却借助几本书迅速地且常常不成功地掩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需要，他甚至从未想过去准确地陈述他的理学理论。照传统的需要（但事实上是多余的），把活生生的合时的理思想叠加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这在伊鸠鲁和斯多葛学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就何谓一文明哲学的本质这一而论，我们无疑需要这样的法。

严格的形而上学已经耗尽了它的可能。世界城市已经确定地征服了土地，现在它的神在塑造着与其自相适应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的是外在的、无心灵的必然。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用“智能”（brain）这个词来替代“心灵”一词。并且，既然在西方的“智能”中，追求权力的意志，对未来的专断取向，想要组织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意图，都需要实践的表现，故而，理学，由于它越来越失去了跟其形而上学的过去的联系，便逐渐有了社会理和社会经济的特征。始自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当代哲学，就它代表着时代的神［不过，例如，洛采（lotze）和赫尔特（herbart）是代表不了的］而言，乃是一社会批判。

斯多葛派关注的是他自的，而西方人则致力于使成为社会的。黑格尔式的哲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克思、恩格斯）、无政府主义（施纳）、不断提问的社会戏剧（黑贝尔），这决非偶然。所谓社会主义，即是一已改用理的、而律令式的语调的政治经济学。只要还存在一形而上学（也就是，直到康德时代为止），政治经济学就仍是一门科学。但是，一当“哲学”成为实践的理学的同义词，它就会取代数学成为思考世界的基础——由此才有了库辛（cousin）、边沁、孔德、穆勒（mill）和斯宾（spencer）的重要。

随意选取材料并不是哲学家的专有，哲学的材料并非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世上本没有永恒的问题，而只有从某一特殊的存在的受中产生来、且由这一存在提的问题。“一切无常事，不过譬如一场”，这句话也适用于一切真正的哲学，这哲学不仅是其存在的理智的表现，而且是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