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已经自远古时起就在艺术中、尤其是在悲剧诗中这么了。只有纯思的人，才会对运动到茫然不解；而对于冥思者来说，它是不言而喻的。前者不论如何完整地把他的困惑还原为系，其结果都是系化的，而非观相学的，是逻辑地和数字地排列的纯粹的广延，在那里，除了既成的死而外，没有任何活生生的东西。

正是这一使得歌德——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计算者——发现，“自然没有系。它只有生命，它就是生命，是从一个未知的中心到一个不可知的境界的连续。”对于还没有在自然中生活而只是认识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有一个系。但是，它仅仅是一个系，再无其他，运动则是它里面的一矛盾。那矛盾可能会被灵活的定则掩盖起来，但它会继续存在于那定则的基本概念中。德谟克利特的碰撞与反碰撞、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从14世纪奥卡姆主义者的“动力因”到辐的量理论中的力的概念，全都包有这个矛盾。读者不妨在一个理系统之内把运动设想为那一系统的老化过程（ageing）（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正如观察者的生命经验所显示的），这时，他立刻且明显地会觉到，在“运动”一词及其所有派生的观念中固有的宿命，才是它们的不可克服的有机内容。但是，跟老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力学，必定也跟运动没有关系；因此，既然没有一个科学系不包有运动问题，那么，一个完整而自足的力学就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这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任何系总会有一个有机的发，使当下的生命可以由此系之中——这个发就是一个连接着有心智的婴儿与有生命的母亲、亦即思维与思维者的脐带。

这也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浮士德式的自然科学和阿波罗式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没有一“自然”是纯粹的——在它之中，总有某历史的东西。如果人是非历史的，像希腊人那样，那他的总的世界印象便附在一纯粹由形成的现在中，他在每一个别时刻的自然意象便是静态的、自足的（也就是，将过去和未来排除在外的）。时间作为数量很少现在希腊理学中，如同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的观念中就不包时间因素一样。相反，如果人是历史地构成的，那他的自然意象便是动态的。数字作为对既成之的确定评价，在非历史的人的情形中是度量，在历史的人的情形中则是函数。一个只是对现在的东西的度量，一个只是对有过去和未来或者说有一个过程的东西的探究。而这一差异的结果便是：运动问题的内在不连贯在古典理论中被掩盖起来了，而在西方理论中被推到了前景中。

历史是永恒的生成，故而也是永恒的未来；自然是既成，故而也是永恒的过去。可是在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奇异的逆转——生成已经失去了其之于既成的优越。当人类的才智从自己的领域即既成中往后看的时候，则生命的方面便会颠倒过来，承载着目标与未来的命运的观念，转变成机械的因果原理，而这一原理的重心，则在于过去。于是，空间的经历被提升到瞬时的生命之上，而时间，则被空间的世界系统中的长度所取代。然而，既然在创造的经验中，广延自于方向，空间来自于生命，则人类知把生命当作是一无机空间的历程，显然只是一想象。生命把空间视作是在功能上属于自己的一东西，而心智却把生命视作是空间中的一事。命运会问：“往何去？”，因果律会问：“自何地而来？”故而，所谓建立一个科学的系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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