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遂派兵前去迫玄都氏，玄都氏不能抵敌，只得叫人从间飞走蒲坂来告急。

原来那成驹恢复从前左彭蠡右之旧地以后，三苗遗民群起迎，声势已不小，但还不敢公然背叛。到得此时，贡法颁布，成驹等便商议起来，决计不肯遵例纳贡。又阻遏南方各国，使他们亦不能人贡。成驹等所最恨的是玄都氏之国。因为三苗从前和伯禹战的时候，玄都氏的遗民曾经助伯禹间谍，充向导。后来又分裂他的土地，以立为国，所以最恨他。

这时大司徒契已薨逝了，八元八恺已零落殆尽，皋陶亦年登大变，不能从征。只有伯益年力甚富，伯夷是伯禹的心腹，于是就请了他们两个参谋。此外材武兵将都是年轻新之士。伯禹检完毕，委任真窥、横革、之、国哀四人各将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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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之故，伯禹恢复九州之后，贡赋之法就实行，但是诸侯之中亦竟有敢反抗的，就是有苗。

伯禹知了，就请帝舜加以挞伐。帝舜：“君之，重在责己。这个总是朕等喻教没有竭尽的原故。久施喻教，他一定服的，朕等只须行德就是了。”伯禹：“三苗包藏祸心久矣，南有衡山，北有歧山，右有，左有彭蠡，他据有这险阻，岂是喻教仁德所能服的呢！”帝舜见伯禹如此主张，就说：“那么汝就去征讨吧。”伯禹听了，稽首受命，退朝之后，就来校阅军。

伯禹这办法是个中央集权之法。比到帝舜的颁五瑞更要一层。因为那五瑞不过是受中央之命令，还是名义上之统一，如今不但名义上须受中央之统率，并且实际上每年须拿多少货来供给中央政府。货的多少与类都由中央政府指定，无可避减。诸侯的肯以服中央与否，从前不甚看得，因为他实际虽已背叛，而表面上并无表示，亦只好由他去。如今每年须纳多少之贡，贡不到，即是背叛之据。而且从前还可以推说通不便，不能朝贡，自从伯禹治之后，早将九州的路规定好了，而且帝都即在大河之旁，各之大半与河相通，所以大半都是路，如同雍州到冀州，是从积石山坐船，绕过从前的纤大泽，直到龙门山，再越山而达渭，就可以径到帝都了。从梁州到冀州，由西倾山下的桓坐船，经过潜、沔，翻过山，到渭就可以由大河人帝都。从衮州到冀州，但须在济、漯二中坐船，即可以由河而达帝都。从青州到冀州，由汶江坐船，转济，以达于河。从徐州到冀州，由淮、泅中坐船，径到大河。从扬州到冀州，由大江中坐船，人于淮、泅，以达于河。从荆州到冀州，或者由江之沱，或者由汉之潜坐船，越过山，到洛，以达于河。从豫州到冀州，径从洛即可达到。

照这个情形看起来，不但将贡规定好，而且贡亦预先指定。伯禹的计地真可说定得周到。但是这中央集权的计划帝舜办不到，伯禹办得到，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当时洪泛滥，全靠他平治的原故，伯禹既然代各地诸侯治平了洪，保全了他的领土，那么他们应当对于伯禹有报酬，所以伯禹趁势规定贡赋之法，他们是决无异言的。而且伯禹亲历各地，情形熟悉，那神力诸侯又是亲见而亲闻，就使要反抗，亦有所不敢。

大致定王畿能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开去。王畿千里，其外东西南北四面各五百里，叫作甸服。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候服。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绥服。绥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要服。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荒服。五服之中，甸服近王畿，归天直辖，其法用赋。赋者，上取于百姓之意。其余四服，皆系诸侯之地，其法用贡。贡者，下之所供于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