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偶然的谋杀？）

“说到因果关系，你刚才说的这些倒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时干的一件事。从这件事的结果来看，你就你的经历所下的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未免显得太过牵强了。”梅森吸了一口烟，然后又猛地喷吐出去，青烟袅袅地飞升着。

梅森皱着眉头望向窗外，目光好像要穿透什么似的。

“那年我在乡下的爷爷家。当时我好像是十二三岁左右。当时是冬天，对，是腊月里，非常冷。那天天都快黑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儿在村前的山坡上玩完打雪仗路过生产队。当时生产队里有两头大忙牛，一黄一黑。这两头牛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只要一碰到一起就非要顶个你死我活的，所以它们白天干完活卸了套就要分槽栓着。我们见生产队的饲养员没在，就解开缰绳把这两头牛放了出来，然后我们爬到墙头上看两头牛顶架。好家伙！两头牛的眼珠子都通红通红的，嘴里冒着白沫子，谁也不示弱，顶在一起的头都贴在了雪地上，尾巴翘得跟竖得直直的旗杆子似的。

“正当我们看得来劲儿的时候，生产队的队长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我们想跑却来不及了，被逮了个正着。生产队长找来几个社员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两头牛给分开，两头牛的脑袋都顶得跟血葫芦似的。这时我们害怕了，知道闯了大祸，这牛可是国家财产哪！生产队长见我们一个个都吓得跟筛糠似的，就跟我们说，你们的胆子也他妈拉巴子的太大了，我要是来晚了这两头牛非顶出个好歹来，要是这牛顶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看你们霜打的瘪茄子样，今天我就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家的大人了，但我要罚你们把村头的井沿儿上的冰都给我刨掉，谁要是偷懒我可不会轻饶他！

“队长说的那口井的周围结满了冰，井沿儿上溜滑溜滑的，前来挑水的人要格外地加小心。我们暗自庆幸，生产队长真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家里的大人，那我们回家后非得挨一顿胖揍不可。于是我们就取来了锹镐什么的到村头的井沿儿上刨冰。等冰刨完了天也黑透了，这时我们都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生产队长也冻得受不了跑回家了，于是也没把刨下来的冰块儿扫干净就都跑了。结果第二天出了事。村里的‘带帽‘地主分子马有发在天蒙蒙亮时到井台挑水掉进了井里给淹死了，公社的公安人员都来了。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来，最后给马有发定了个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畏罪自杀。后来听大人们说，实际上是眼神不好的马有发踩到了井沿儿上溜滑的碎冰块碰巧栽到井里去的。当时没有人去追究井沿上哪来的冰块，事后生产队长也没跟人提起他罚我们刨冰块的事。”

“马有发？我记得有一次你在跟我讲你的童年经历时好像跟我讲起过这个人，他的老婆和那个生产队长‘有一腿’，那个生产队长叫什么来着？是那个逮着你们的生产队长吗？”

“是，他叫关永祥，马有发的老婆叫孙秀香。”梅森说。

“对！我想起来了，你看见过关永祥和孙秀香俩在三伏天的高粱地里赤身裸体地‘摔跤’来着！摔得气喘吁吁哼哼呀呀，浑身是汗，哈哈……”刘明笑了。

“多年以后我在睡梦里也经常梦见过那口井，就像张开的嗜好吞噬人的巨口。醒来后老是琢磨，事情怎么会这么巧？为什么淹死的偏偏竟是马有发而不是别人？每天起大早到井台挑水的并不只是马有发一个人。在这出悲剧中我们这些小孩子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我成年以后我曾经多次反省过这件事，因为马有发的死与我的确有着关联。因为如果不是我带头领着几个小伙伴恶作剧把两头牤牛放在一起顶架，那么也不会被生产队长关永祥罚去刨井台上的冰，那么马有发第二天早晨到井台挑水时也就不会踩上溜滑的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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