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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没信心。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了我又能不能把他生下来。

从石天明回大兴安岭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想着离开。一直琢磨到他回来的那天早上，终于下了决心，收拾了行囊出了医院，然后约程远方在对面的餐厅里喝酒。其实那天我是想告诉他：“远方啊，我不但对不起石天明，我更对不起你啊，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啊。”我真想这么说的，趁着72度八两多酒的劲儿朝他说出来。我没有说，一直都没有说，到死也不想说了，因我知道说出后的结果，因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我便不说，只与他喝酒，离开的时候把早早给石天明写好的纸条塞到程远方的兜里。我离开，看见石天明在医院的门口号啕大哭，我知道是真的回不去了。

老石，从第一次遇见你，到最后的这场交谈，是七年的时间。从三年前走出宣武医院的门口，我一直没有离开北京。我不是等你，就是想知道这辈子还会不会遇见你。

你一直都不知道。其实我在钱粮胡同也看见了你的，那一天是去胡同里给一个孩子做家教，出来后我本来是打算走到东四北大街，然后坐东四的地铁。可是我知道你也看见了我，只好打车离开，我害怕你追来。我本来想铁着脸装作陌生人一样离去，可是我的五官支配了神经，我竟然对你笑了。那是多么熟悉的笑，原来一年、两年、三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会形成某种惯性。你去看望我的那三年里，我有多少次这样地朝你笑过。你陪着我在全国各个医院奔波的时候，每天醒来我又有多少次这样地朝你笑过。于是就算在我打算回避你的时候，竟然也能这样地朝你笑起来。但是我对自己说那是错觉，只是因为我想你想得太多。

你一直都不知道。到了西宁，我知道自己怀了孕，妊娠反应强烈，便时常无缘无故地朝你发脾气，而你却以为是我的病情加重了。我越气你，你越发对我好。直到有一天，我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下去。那天你问我怎么不用去买卫生巾了，我才意识到原来一些事是终究藏不住的。是啊，我的卫生巾都是你去给我买的，我就是故意让你去买，故意看着你红着脸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时我便想到了死，能不能快点死去，我拒绝吃药，我拒绝一切医治。你以为我是对生命绝望了，其实我是不知道当真相大白以后怎么面对你。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傻，我就是说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可惜我一直都没有说，等着离开后就更不想说了。我离开，死也罢，活也罢，都想与你无关。

你一直都不知道。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很好。其实我离开时身上并无多少钱，在北京又非亲非故。为了把孩子生下来，先是给一家有钱的人家做保姆，住在他们家地下室里，只有三四平方米。那些时日，我周一到周五在他们家做保姆。周六周日就找地方做家教，我还接过手工活，忙到半夜的时候，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要加工的衣服。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总算攒了一笔钱，然后离开，在通州区东郊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租了一间小房子。红砖垒砌的低矮厂房，用石棉板做顶，地面铺着红砖，凹凸不平，到处都是老鼠打的洞。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一个人要走出两三里路才有公交站牌，我没有多余的钱去大医院，只好自己坐公交车去私人医院。天开始冷了，我裹着头巾，穿着臃肿的衣服，挺着肚子走在呼呼的西北风里。我低头看地面，坚硬干冷没有任何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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