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记者而言，天气转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会随着温度的升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传染上疟疾、霍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就像随时可能被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里被抓一样。”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宋龄则到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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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报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这位23岁刚刚从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现在却每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有诗人般察力的稿。

霍格在汉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战争引发的行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的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平，天气也变得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和短上衣。

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合众国际社工作。

从天到初夏，汉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也设置了用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还有石膏

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现在汉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价悬赏蒋介石的人。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攻。

和驻扎在汉的媒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的优。首先，他可以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史提威提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理由在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卖给外国公司。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