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但如果你认为中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国记者一样幼稚。

事实上，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的大环境下，的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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