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官的洋太太、孩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往铁门里，孩们又被鲁地推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而占领汉。而实际上武昌和汉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已经逃往汉，随着日军沿长江西，汉的人急剧增加。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而俱乐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前。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的局势、街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餐馆、晚上俱乐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在宝，她婶婶把她安排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分，中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队离开后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的后果。

在汉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密集中心。长沙在汉西南230英里，人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农活维持生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快要沉没，我们的人主义神被唤醒，相互扶持……在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