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份。

在8月底日军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外国友人组织了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步、积极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国读者关于汉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汉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

汉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上会对这里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的时候，一张笑脸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了来。每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不要”，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来的时候，我也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上的人拼命钻窗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