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哈尔多·汉森向他提供了在联社特约记者的机会，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从此也告一段落。

霍格在北京只了短暂停留。日本的特务、警察发现这个被他们驱逐上海的英国人又现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独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条通要，而游击队则占据了农村和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北方是这样。在和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个夜晚待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醒来后他觉疼裂，浑不听使唤地颤抖，还发着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伤寒痊愈不到3个月，他现在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尽接了所有该接的疫苗，他还是得了这被蚤传染的疾病。

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对他的救治使他恢复了健康，而现在他又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一名教会护士。她从北京赶往她在河北西宋家庄的诊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她在1923年就来到了中国，经常跨越日军的防线招收新成员或采购药材。这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会遭到审讯和驱逐境。

霍尔和她的两名中国助手乘着骡车上路了。他们把这个大的英国人用毯裹着，抬上了骡车，开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这个人是谁，也没有机会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开说话。再说，在这样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控制的地区，不向来历不明的人问问题是明智之举。

在他们的骡车向辖地缓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担心他会死，凯瑟琳·霍尔打开他的夹，清了他的份。当他们到达山区的时候，霍格被抬下来，放在了一骡的驮背上，两侧堆了的几层被褥。他后来回忆，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他差从骡背上掉下来。他在昏迷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门，还听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个星期后，霍格才恢复了足够的力来观察他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舒服地躺在一个沙沙作响的草垫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大的榆树。那时没有正规的药，凯瑟琳·霍尔就帮他洗，用小米粥和诊所养的两山羊的喂他，还用冷敷法帮他退烧。

霍格清醒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宋家庄那时是个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镇的外郊。它是控制下的地区，但在名义上这里的人们仍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他在清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地民兵集合的哨声和驻扎在河对面的一支正规队的晨号。

因为还无法下床活动，霍格只能边听边记录下村民们一天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