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的前线。

合作社初期的筹资成功后来证明也是虚幻的。到1940年，纳粹的猛烈攻击使英国孤立无援，也使欧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美国，公众舆论及新闻界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的突袭比日本人对中国那些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的轰炸更吸引读者。

德队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引发了在大选那年的孤立主义思想。中国被从头版撤了下来，筹资委员会也因资金的分配和控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急于报道，将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胜利。卢斯的杂志和美国媒体对合作社的大篇幅报导被脱离事实的臆想如此扭曲，简直成了纯粹的宣传。霍格很清楚这一点。当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给他的，祝贺他“参与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实验”的信时，他感到很尴尬。他对美国媒体对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评很直接：“我对美国一些杂志寄给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气。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没亲眼见过我们的合作社，却轻而易举地围绕着‘在中国农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万的合作社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天生就适合搞合作社’这一主题胡乱编造了不同的故事。至于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没有区别。”

霍格知道，记者们和政治家们将合作社运动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农民们则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它。“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尽管有宋美龄的支持，1940年的认为合作社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企图操纵中国的借口的怀疑在1942年恶化成了直接的控诉。路易·艾黎对的同情众所周知，在美国所有赞扬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记者，如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海伦·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则称自己是和他的八路军倡导的新中国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用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捐助，他们会背上把独断的外国管理体系强加到一个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上的罪名。批评者们会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国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但如果向中国的银行贷款的话，资金的控制权会落入已经仇视合作社的、的国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这个在美国有许多仰慕他的媒体采访过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雇了。他离开了合作社在宝鸡的总部，对命运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国支持团体给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战地秘书的工作，保证了他的安全。几千个合作社继续经营着，但这项运动从未接近它的创办者们所预设的目标。1944年，艾米莉·韩在纽约写道：

我对工业合作社只存在赞赏之情。但它被过分宣传了。它的赞助者们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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