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走失的骡。在他们，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骡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骡，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在和聂荣臻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动总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朱德是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大学学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那个让“gungho”这个词英文字典，并赋予它新的、更积极的意义的人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伊凡·卡尔森上校。卡尔森在队里过着丰富多彩的军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军上校的衔，奉命观察中队。他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战术，并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战术，率领一支队组成了著名的“卡尔森特攻击队”。在这场战争中，他使用了“gungho”这个号，并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海军们把这个词带回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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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西起青藏原，经9个省，最后注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每年都要从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平原，使河床升，引发了周期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这样一条狭窄的河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沿着满是石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他的旱烟……让牲别发这么大的噪音。

筹资失败后，霍格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的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

你知它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要你为它捐款。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赞扬它，版了许多印有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在这里，合作社被捧得没了边。

工业合作社的一个永久遗产是它的号，这个号后来成为了一个英文单词。这个由路易·艾黎想来的既能描述这场运动又能代表它的神的号是“工合（gungho）”，大概是“同心协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诺设计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个红的三角形围住了标语里的两个字。